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拿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其实去年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但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时，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
     那 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 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渚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要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人民银行）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当然）一部分是可以收的，（但）贫农贷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角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卅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卅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副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釆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至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党内通信(1)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