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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毛泽东的七篇文章,世界五百强总裁都抢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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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七篇文章,世界五百强总裁都抢着学

很多事情,看似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比如,闹革命,打天下,建立政权同经营企业看似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二者内在的道理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因为无论是打天下,还是经营企业,都是一个创业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都是由领袖带领追随者完成的。
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过程,可彪炳史册。在革命过程中,毛主席形成的一些思想对于同为创业者的企业家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毛泽东思想也确实影响了中国很多知名企业家的经营管理理念,比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海尔CEO张瑞敏等都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作为企业家,应该学好毛主席的七篇文章。

第一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作为企业家,也一定要分析一下自己企业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让企业生存了下来,并且能够发展下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帮助企业家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企业的外部环境,来定位企业的发展。

第二篇:《井冈山的斗争》。

革命是斗争,企业是竞争。革命斗争很残酷;企业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但也绝对是优胜劣汰。因此,企业无论是在生存阶段,还是在发展、壮大阶段,都要讲竞争策略。尤其是企业在“井冈山”时期的初创阶段,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在竞争中,让自己活下来确实不容易。所谓竞争策略,就是如何在竞争中取胜的策略。如何形成自己企业的竞争优势,如何在竞争中取胜是伴随企业整个发展历程的问题。

第三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创业可谓千辛万苦,总是遇见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面对困难,一定要树立起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的事业一定能能够成功,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话讲,就是“困难无其数,从来不动摇”。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要有明确的愿景,相信企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愿景一旦成为一个组织的信念,就成为组织发展的动力源泉。坚定的信念才是支撑企业家战胜困难的力量,才是支撑企业发展壮大的力量。

第四篇:《论持久战》。

创业是一个过程,期望快速成功不现实。企业的发展壮大更需要一个过程。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发展快不如活得久,所谓剩者为王。所以创业者、一定要树立起打持久战的心态,时刻积蓄力量,时刻准备好过冬的棉衣。切不可以跑百米的速度来跑马拉松。将精神绷得太紧,迟早出问题。

企业家往往戒骄容易,戒躁难。市场的压力容易让企业家急躁,渴望快速脱颖而出,快速把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树立起绝对领先的行业地位。但是,着急也没用。着急只能让自己失去工作的效率和创造力。

做企业有方法,但是没有捷径。只有静下心来,瞄准目标,脚踏实地地干好好每件事,持续积累。企业的各种资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企业就能形成厚积薄发之势,企业就能发生质的飞跃。所以树立打“持久战”的心态,对企业家来说非常重要。

第五篇:《改造我们的学习》。

学习力才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能力。没有学习的质量和速度,就没有创新的质量和速度,就没有企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一个人能做到坚持学习,善于学习非常不容易。一个组织能做到坚持学习、善于学习,更是难上难。因为良好的组织学习,需要实事求是、坦诚沟通、相互包容的企业文化作为支撑。而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和圈子文化窒息了企业开放、包容的沟通氛围。这也导致很多企业提出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目标,往往也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落实在行动上。

企业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关键是企业家要勤于学习、要善于学习,不断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为员工作出表率和榜样。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自我批评”。放下自己的身段,心甘情愿当学生,而不是高高在上当领导。

第六篇:《论联合政府》。

企业要发展,必需要与别人合作、联合。合作是最基本的商业精神,联合是企业快速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但是合作、联合并不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因此,在合作、联合中,要把握好自己的发展主动权。

政治是实力的较量,企业也是实力的较量。别人愿意不愿意与你合作,取决你的价值和实力。在合作、联合中,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也取决于自己的实力。能否在合作、联合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把握自己的发展主动权,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实力,还取决于自己的追求。

第七篇:《将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的目标是最终打败对手,而企业的目标是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企业生存很难,发展更难。企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卓绝的努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只要企业家具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企业就能永葆生机。即使倒在了前进的路上,也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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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文

一、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⑴,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⑵,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⑶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⑷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⑸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⑺,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⑻,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
  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⑼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⑽,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⑾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⑿。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⒀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⒁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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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的斗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
(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⑴,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⑵,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
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⑶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⑷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⑸。部队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⑹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
,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

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

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
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⑺。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
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
(一)潮汕叶贺旧部⑻;
(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⑼;
(三)平浏的农民⑽;
(四)湘南的农民⑾和水口山的工人⑿;
(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
(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

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⒀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
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⒁,
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
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
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
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⒂。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
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⒃。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
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⒄。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⒅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
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⒆。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⒇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
、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
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
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

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

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

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

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

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25),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

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
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

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26)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

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

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编辑本段注释
〔1〕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结束。
〔2〕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结束。
〔3〕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5〕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6〕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12〕。
〔7〕“反水”意为叛变。
〔8〕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叶部见本文注〔18〕)。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9〕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八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10〕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他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他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七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九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十月,
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11〕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五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12〕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13〕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一 万二千多工人参加了工会。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14〕红军中的党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一九三○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15〕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16〕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17〕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8〕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19〕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20〕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21〕一九二八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22〕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参见本文注〔21〕)等。
〔23〕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24〕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25〕这里指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正式开会,十五日闭幕。
〔26〕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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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由你相信×××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个世界里头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意义的严重,因之,也就明白农村暴动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形势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政权口号之绝对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个世界中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之发展,它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必然走向的形式。



六,也就会明白无疑义的它(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产阶级要走上去领导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七,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对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的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我现在再要说一说我所感觉得的你对于时局估量比较悲观的原因。你的估量我觉得恰是党内革命急性病派的估量的对面。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是看大了主观的力量,而看小了客观的力量,这种估量多半从唯心观点出发,结果无疑的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错误道路。你没有这种错误,但你似乎有另一方面缺点,就是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这亦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你承认主观力量之弱与客观力量之强,但你似乎没有认识下面的那些要点:



    (一)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立足于中国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组织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西欧各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中国革命主观力量要强得多,但因为他们的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统治的力量更要强大得许多倍,所以他们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因为客观力量也是弱的,所以中国革命之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欧快。



    (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的确大为削弱,剩下的一点小小的主观力量,若据形式上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后的大革命运动已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决然的是要看他的实质,而把它的形式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而把那做向导的形式抛在一边,这才是科学的可靠的而且含了革命意义的分析方法。



    (三)对客观力量的估量亦然,也决然不可只看它的形式,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少数同志在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估量之下,真正相信湖南省委的话,把阶级敌人看的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话的“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前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到了前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未爆发前)约四个月间,最大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文的时候,一部份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怀疑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经走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的混战的式子业已形成,实质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那时不但红军及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心理,就是中央那时亦不免为那种形式上的客观情况所迷惑,而发出〔生〕了悲观的论调;二月七日中央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形式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围困,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而革命胜利前途殊属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原因于他对一般悄况的实质未曾科学地了解到。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向前发展才能决定。如果我们确切认识了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因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帝国主义争夺一迫切,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的矛盾和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统治阶级间的一日扩大一日、一日激烈一日的混战--中国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就越益发展起来;伴随统治者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赋税之无情的加重,就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与统治者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就即刻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伴随于帝国主义商品侵略,商业资本剥蚀,与赋税负担加重等,对于地主阶级的矛盾,使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越益深刻化,即地租与利钱的剥削越益加重;为了外货的压迫,工农广大群众消费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加重,使国货商人及独立小生产者,日及于破产之途;为了无限制增加军队于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及战争之日多一日,使得士兵群众天天在饥寒奔走伤亡的惨痛中;为了国家赋税加重,地主租息加重及战祸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全国的灾荒与匪祸,使广大的农民及城市贫民走到求生不得的道路;因无钱开学,使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生产落后,使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怎样的在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怎样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的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迅速的就要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现时局面的适当形容词。只要看一看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之全国形势的发展,就知道已经不仅是“星星之火”,而距“燎原”的时期,是毫无疑义的不远的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表明出来了。那封信上说道:



    “中央此信(指二月九日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剿井冈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文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份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的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沈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之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一九二七)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多不是本地人,与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之刻不能离。……”



    这一段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理由应该是:集中了才能打破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池。打破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池,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份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上发生些实际的效力。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大的原则。至于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大要如下: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指近距离的,或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与三十一团之永新境内的分兵;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之赣南各县分兵,七月之闽西各县分兵,都是适例。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这到这些目的,甚至反因分兵而遭失败,削弱了红军势力,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一样,则不如不分的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是无疑地应该分兵的,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兵比集中更有利。至于在严重环境下为保存实力避免目标集中而分兵,此点我在原则上是反对的,前头所引前委给中央的信内业已说明。此外,将来是否有因为经济情况不许可集中而应该分兵工作的时候呢?那也或许会有,但我不能对此下一肯定的断语,因为我们还没有这种情况的具体经验。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小部份同志以不良影响,即如你也似乎受了些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说来都完全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其实只通告内一部份),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这一信,虽没有形式的更正,但后来的指示,就完全没有那些悲观的精神了,对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完全与前委的主张一致了。但中央那个信给一部份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存在的。前委覆中央那个信虽然是与中央来信同时在党内发表了;但对于这一部份同志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央那个信恰合了这一部份同志的脾胃,而中央后头许多对于时局估量的正确指示,或反不为这部份同志所注意,注意了或仍不能把从前的那个印象洗干净。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雩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现录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会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成〔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团好的;且现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仍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立无产阶级的斗争基础,使能领导浙赣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上面一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机械地规定着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在我的意识中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义,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机械地说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机械性和急燥性。但你不相信一年争取江西,则是由于你之过高估量客观力量和过低估量主观力量,由此不相信革命高潮之快要到来,由此而得到的结论。至于江西主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仍如前头所说,没有新的意见增加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残余即地租剥削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有力。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自来都是外省军队前往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之关系切身,而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干涉的影响比较小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要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暴动比哪一省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要多了。



    我要对你说的话大致已经说完了。扯开了话匣,说的未免太多。但我觉得我们的讨论问题是有益的,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果然正确地解决了,影响到红军的行动实在不小,所以我很高兴的写了这一篇。



    末了还有两点须要作个申明。一是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岭〔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燥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二是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是说你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你显然没有此二者,因为二者完全没有争取群众的观念,你则是主张“放手争取群众”的,你不但主张,而且是在实际做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点。



    我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指正。



                                           毛泽东,于上杭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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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久战

问题的提起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 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 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 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 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 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 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 了解。“卢沟桥事变⑴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 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 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 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 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⑵。”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 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⑶。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 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 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 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 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 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⑷。上海战争时,有些人 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⑸。台儿庄胜利⑹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 ⑺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⑻。平 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 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 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 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 ⑼,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 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 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 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 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 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 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 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 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 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 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 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 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 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 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 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 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 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 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 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 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 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 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 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 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 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 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 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 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 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 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 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 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 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 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⑽,太平天国⑾,戊戌维新⑿,辛亥革命⒀,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 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 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 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 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 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 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 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 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 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 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 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 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 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 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 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 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 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 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 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 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 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 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 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 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 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 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 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 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 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 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 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 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 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 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 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 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 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 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 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 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 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 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 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 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 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 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 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 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 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⒁,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 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 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 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 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 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 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 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 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 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 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 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 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 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 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 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 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 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 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 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 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 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 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 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 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 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 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 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 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 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他倾向和其他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 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 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 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 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 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 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 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 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 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 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 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 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 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 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 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 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 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 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 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 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 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 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 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⒂,他们的政府⒃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 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 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 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 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 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 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 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 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 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 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 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 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 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 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 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 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 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 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 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 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 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 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出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 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 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 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⒄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 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 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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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学习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上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于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问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部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皙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1〗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2〗,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他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3〗。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井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4〗。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盲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我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间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注 释

  〖1〗富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2〗 边币是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3〗 参见马克思《资本沦》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4〗参见斯大林《沦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 斯人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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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合政府

一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九二四,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斗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来说,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两个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2〕“反共高潮”,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中国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觚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蠡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编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比较

    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难道还不明显吗?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来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象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真凭实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国家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政府吗?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芦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讲不通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芦沟桥,又从芦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政府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幸喜中国共产党人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来的中国解放区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谓“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谓“解散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所谓“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让步”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3〕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谈判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上面,我已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这样的一个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在目前中国时局的严重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都希望中国能实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对于这些,当然更加关心。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下面,我就来说明我们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

    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也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塞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塞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塞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4〕;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5〕,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6〕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那里来的国民党代表?那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7〕。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么?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的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8〕。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么?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9〕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 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那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日“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第七 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数民族问题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10〕。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十 外交问题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11〕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12〕。

    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这些援助,表示感谢。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关于具体纲领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样。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关于我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说明。无疑地,这些纲领是要在全中国实行的;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给中国人民展开了这种想望。但是,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区,在解放区,这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不能不使我们在实行时要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些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有些还须在下面加以补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中国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社会各界发表同类性质的宣言的,还有许多。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日益表示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要求有一种适合时宜的民主的改革。重庆等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镇压,也不能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那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内的兄弟姊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的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必须充分地进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当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关于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这后一种人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13〕。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五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注释

    〔1〕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九月,由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战争和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蒋介石政府强迫解散。在解放区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2〕参看本书《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所列举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

    〔3〕斯科比是英帝国主义派驻希腊的侵略军的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寇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他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把希腊投入恐怖的血海中。

    〔4〕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省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政府便正式宣布在它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法西斯统治制度。

    〔5〕指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教育。

    〔6〕开罗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京城开罗所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这个宣言曾对将台湾等地归还中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九五○年六月,美国政府公然背弃了这一协议,派遣海军控制台湾,企图剥夺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

    〔7〕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来指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当作最后巢穴的四川山地。

    〔8〕见本书第二卷《必须制裁反动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

    〔9〕引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的《北上宣言》。

    〔10〕这是指蒋介石在他的反革命小册子《中国之命运》内的胡说。

    〔11〕大西洋宪章是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联合发表的一个文件。莫斯科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德黑兰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苏美英三国于伊朗京城德黑兰举行的会议。克里米亚会议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三国在苏联南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所举行的会议。当时所有这些国际会议都决定以联合的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持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但在战后,美英政府即背弃和破坏了这些国际协议。

    〔12〕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苏美英中四国代表按照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在美国敦巴顿橡树林举行会议,草拟了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有五十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当时中国解放区也派遣了董必武同志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1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并由各解放区代表共同开过一次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8-10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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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⑴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⑵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⑶。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⑷。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   人民民主专政       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⑸。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⑹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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