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酒国风

标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这种讨论。 最近发觉了了几句 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作者:侧面
时间:11/24 23:15

，尽管一种成熟的语言词汇数以万计，但在一个确定的诗歌语言环境中最合意者只有一个，尤其是所谓古典诗歌理论中的“诗眼”或“字眼”。因此首先或最终凸显意义所指才是重中之重而不是相反，但是由于格律所制，唯一甚至基本意合的词语往往并不律合，反之亦然。而且古典诗词作家往往讲求某一重要或关键字/词的来源出处，因而在实际操作中诗词作者常常将平仄韵律装潢得相当规范而将意义指涉进行比较近似或模糊地处理，即做到大致意合。由此导致的典型结果显而易见：以辞害意以形统神以外挟内。其实古今文士诗人也强调遣词造句的功夫，重视并讲究“炼字”（当然也包括“炼意”），比如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孟轲：“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庄子《天道篇》云：“语之所贵在意也”；汉代王充《论衡》云：“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韩愈《答尉迟生书》云：“辞不足，不可以成文。”元朝郝经《陵川集·原古录序》云“道非文不着”；元朝文学家方回《仇仁近百诗序》云：“文约而义博，辞近而旨远”。尽管如此，古今格律诗人们在“律法”与“意指”形成的矛盾之间取舍之时不得不成全前者而牺牲后者。事实上，中国古代及当代诗论者早就对这种森严的作文现象持有质疑和批评的态度，如“诗僧”皎然和尚崇尚诗歌的自然吐露，反对声律的桎梏；刘勰认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伟；经正而后伟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宋代张戒指出：“用事押韵，何是道哉？……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也。”；宋代严羽亦指出：“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处……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毛泽东也在致陈毅的一封谈论古典诗词的信中言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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